1933年，当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时，盖伊·斯特恩的父亲意识到像他们这样的犹太家庭即将面临的危险，并对他的儿子提出了警告。“你必须像隐形墨水一样，”他说。“你会留下你存在过的痕迹，在更好的时候，看不见的墨水会再次出现。”

　　斯特恩博士15岁时，他的父母把他独自送到美国的一个叔叔那里生活。他们希望能和他一起去，并带上两个年幼的孩子。但斯特恩博士后来在描述二战期间等待许多难民的接待时说，“金色的大门并没有敞开”。

　　最后，他的家人被困在德国，斯特恩博士独自一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。他于12月7日在密歇根州西布卢姆菲尔德的一家医院去世，享年101岁。

　　他从未忘记父亲关于隐形墨水的话。它们是一种警告，也是一种承诺——“更好的时代”会到来，当它们到来时，斯特恩博士会留下印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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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的确是这样做的，先是作为“里奇男孩”(Ritchie Boys)的一员，被招募到一个秘密的美国军事情报项目中，帮助打败了纳粹德国，后来，在战争结束后，作为一名德国文学和文化教授，他的注意力一直转向流亡者和移民的故事。

　　近几十年来，斯特恩博士引起了寻求学习和保存大屠杀历史的历史学家、纪录片制作人、学生和学者的兴趣。

　　他出现在2004年的电影《里奇男孩》中，这是一部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纪录片，以他们在马里兰州里奇营地的训练而得名。在他们的20000名士兵中，有几千人是纳粹欧洲的犹太难民，他们的语言技能在战争期间对美国的审讯和情报收集至关重要。

　　斯特恩博士还在《美国与大屠杀》(The US and The Holocaust)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这部三集纪录片由肯·伯恩斯(Ken Burns)、林恩·诺维克(Lynn Novick)和莎拉·博特斯坦(Sarah Botstein)执导，去年在PBS播出。

　　诺维克在一次采访中说:“我们处在时间窗口的末端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有可能找到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。”

　　格恩·斯特恩于1922年1月14日出生在德国北部的希尔德斯海姆。他的父亲是一名旅行纺织品推销员，他的母亲在抚养斯特恩博士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同时帮助他工作。

　　1933年，在希特勒成为总理的两周前，斯特恩博士满11岁。随着纳粹政权加强对犹太人的迫害，他的父亲失去了大部分生意，斯特恩学校的犹太学生也受到了欺负和攻击。

　　他的父母决定离开德国，并决定，作为长子，斯特恩博士应该第一个离开。在美国的一个犹太援助组织和圣路易斯的一个叔叔的帮助下，这家人设法安排他——但只有他——于1937年乘船前往美国。

　　斯特恩博士试图筹集资金将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带到美国，但事实证明，官僚主义的泥沼难以逾越。他收到他们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42年，信中告诉他，他们已被驱逐到华沙犹太人区。他不知道他们是死在那里还是死在纳粹死亡集中营。

　　斯特恩博士在圣路易斯完成了高中学业，并于1943年应征入伍。由于德语流利，他被选为里奇营军事情报学校的学生。

　　“里奇男孩”——他们在战后很久才获得这个名字——在审讯、空中侦察、反情报和心理战等领域接受训练。

　　到战争结束时，超过60%的“战场上收集的可操作情报”是由他们的成员收集的，纽约州西点军校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大卫弗雷在2021年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“60分钟”。

　　“我们是在打一场美国的战争，也是在打一场激烈的个人战争，”斯特恩多年后回忆道。“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战争。”

　　1944年6月，在诺曼底登陆三天后，斯特恩登陆了诺曼底。他曾在法国、比利时和德国服役，并在战争期间审讯了数千名德国囚犯。

　　在审讯期间，斯特恩博士经常与一名战友组队，上演“好警察坏警察”的套路。斯特恩博士扮演了一个“坏警察”，他假扮成一名苏联官员——一位身穿制服、佩戴勋章、操着一口令人信服的俄罗斯口音的政要克鲁科夫(Commissar Krukov)——让守口如斤的战俘担心，如果他们不合作，他们可能会被送到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。

　　斯特恩博士获得了军士长军衔，并因在战争期间的贡献获得了铜星勋章，勋章上的褒奖称他提供了“价值不可估量”的信息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审问了一名德国下士，后者透露了两名美国战俘的死亡情况，这两名美国战俘被纳粹俘虏选中处决，因为他们是德国的犹太难民。

　　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(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)已退休的展览主任、研究里奇男孩(Ritchie Boys)的学者斯蒂芬·古德尔(Stephen Goodell)表示，斯特恩博士关于审讯的报告促成了对战争罪的调查，并在战后不久处决了肇事者。

　　1945年4月，德国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被美军解放，几天后，斯特恩博士进入了该集中营。他盯着那些骨瘦如故的幸存者，往一个战友身后溜了几步，不让那个人看到他在哭。但当那个士兵回头找他时，斯特恩医生发现他也在哭泣。

　　此后不久，斯特恩博士回到希尔德斯海姆，发现这座城市已沦为一片废墟。一位老朋友告诉他他的家人被驱逐出境的事。

　　“我觉得好像有把斧头把我从根上砍了下来，”斯特恩后来写道。“我对未来生活的设想或梦想都是幻觉。我抓住了所剩无几的东西。”

　　斯特恩博士说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觉得有责任证明自己值得活下去。他在长岛霍夫斯特拉大学学习罗曼语，并于1948年毕业。在哥伦比亚大学，他于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，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，都是用德语获得的。

　　在1978年加入韦恩州立大学之前，他曾在俄亥俄州的丹尼森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以及马里兰大学任教。在这所学校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，他担任过教务长、负责学术事务的高级副校长、德国文学和文化史教授。

　　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父母，他们经常带他去希尔德斯海姆的剧院。

　　他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《看不见的墨水》(Invisible Ink)中写道:“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，他们会为我的职业选择和他们在其中的催化作用感到高兴。”

　　“当然，这让我很难过，但这种遗憾与我的痛苦相比根本不算什么，因为我想到，他们，德语爱好者，可能在他们死于凶手之手之前的那一刻，听到了最卑贱的德语。”

　　斯特恩博士引用一位朋友的话写道，“我讨厌我喜欢的语言。”

　　斯特恩博士与玛格丽特·朗维勒的婚姻以离婚告终。他们的儿子马克·斯特恩于2006年去世。斯特恩的第二任妻子朱迪思·埃德尔斯坦·欧文斯(Judith Edelstein Owens)在结婚23年后于2003年去世。

　　西布卢姆菲尔德的苏珊娜·皮诺泰克(Susanna Piontek)是斯特恩博士结婚17年的妻子，是他唯一的直接幸存者。她证实了他的死亡，但没有说明死因。

　　斯特恩博士在密歇根州法明顿山的泽克尔曼大屠杀中心工作了多年。在那里，他是董事会成员，直到去世，他还是国际正义协会的主任。

　　他经常向公众讲述他作为难民的经历，他无法拯救他的家人，以及他为里奇男孩服务的经历——他曾经说过，这些记忆长期以来一直“被封存在我们心灵和思想的密室里”。

　　“我们看到了人类行为的最低点，我们不能保证它不会重演，”斯特恩在《美国与大屠杀》(the US and the Holocaust)的结尾部分说。“如果我们能把它说得清楚、生动、易懂，不是作为模仿的东西，而是作为对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的警告，那么，也许我们就有了一个防止它再次发生的屏障。”